《上 李 邕》赏析

上  李  邕

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

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沧溟水。

时人见我恒殊调，闻余大言皆冷笑。

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

【赏析】

李白“十五学剑术，遍干诸侯；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。”(《上韩荆州书>》)出蜀之前，曾经凭着他的才能广事千谒；出蜀之后，李白怀着“四方之志”到处漫游，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千谒活动，《上李邕》就是一篇奇特的千谒之作。

大凡干谒，一少不了谀美对方，二少不了哀切陈词。李白这篇《上李邕》却恰恰相反，它一方面飞扬跋扈地夸耀自己，同时，又以大不敬的语言冒犯对方，读了实在令人绝倒。之所以如此，是由干谒者和被干谒者双方的特殊情况决定的。

李邕，是个政治抱负极大、个人才能极高的人物。史书上说他“词高行直”，“颇自矜街，自云当居相位”。他的父亲就是注过《昭明文选》的李善；他自己既能文，又工书法，以行楷写碑，天下闻名。同时，李邕又喜欢奖掖青年，“人间素有声称，后进不识，京、洛阡陌聚观。”(以上引文，均见《旧唐书·李邕传》)杜甫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诗中回忆年轻时事，有句曰：“李邕求识面。”对于一个有才气的青年，李邕居然主动登门寻访，可见此公爱才之切。李邕的襟袍、气度和文名，必然引起李白的仰慕，而且，会被李白引为同调。所以，李白虽然是千谒他，但却用不着什么客套，也无所顾忌，而能披露自己的肝胆，甚至敢于唐突他。

李白初见李邕的时间，大约在开元十四年(726)前后。其时，李邕做着陈州(州洽在今河南淮阳县)刺史。李白初游江东以后，又北游汝海，西到安陆，这期间，有可能经过陈州，遂得谒邕。李白这时年少气盛，抱负极大，自视极高。一年以前在江陵时，他写了有名的《大鹏赋》，借着庄子寓言中那个神奇的大鸟，来寄托自己乘风直上九万里，磅礴于天地之间的宏伟理想。这理想具体来说，就是“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”，象李邕所自许的一样，也要做宰相。然而，比李白年长二十来岁的李邕，这时也不过做个州官，他怎么可能帮助李白实现那样的理想!同时，李邕从武则天长安初年拜左拾遗起，已经在宦海中浮沉了二十多年，几经陟降，深谙仕途的甘苦。他可能以长者的身分对这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有所规劝。李白却大不以为然，便写了这首陈情：之作。

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，犹能簸却沧溟水。”别人越说李白的大鹏之志脱离实际，李白越要宣扬它。“一日同风起”，意思是说，你们别小看我，有朝一日，时来运转，我就要乘风万里，直干云霄!假如风停了，大鹏从万里云天落下来，它强有力的翅膀仍能扇起大海中的波涛，那阵势也是够壮观的。《大鹏赋》中说，这神鸟憩息下来时，“猛势所射，余风所吹，溟涨(海)沸渭(海水动荡的样子)，岩峦纷披”。“假令”两句即由此而来。以上四句，正面言志，表示此生无论得志与否，都会有所成就。

“时人见我恒殊调，闻余大言皆冷笑。”以下兜转，全力抵拒现实中的种种非难，愈益显示了志向的坚定。时人，即当今的世人。调，指风调，即人的思想、气度、精神状态等。诗人说，世人见我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，听了我的放言大语，无不报之以冷笑。然而，这种光荣的孤立非但不能挫伤李白的意志，反而更刺激了他傲视世俗的精神。这两句虽然只说“时人”“冷笑”自己，其实言外之意，他是以更“冷”的态度在“笑”着世人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写了一种叫做斥鷃(即鹌鹑)的小乌，它飞不过几丈高，在蓬蒿之间穿来穿去，反过来却嗤笑大鹏，不知道大鹏为什么要飞得那么高远。李白在《大鹏赋》的结尾写道，大鹏已经登上了寥廓的天穹，“而斥鹦之辈空见笑于藩篱”，在《上李邕》这首诗中，李白既然自比大鹏，那么嗤笑大鹏的“时人”自然就是斥鷃了。

最后两句，就是直接对着李邕来的了：“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”宣父，是唐代贞观年间加给孔子的尊号。孔子曾说过“后生可畏”的话(见“论语·子罕”)，李白借来将李邕的军：你身为当代名士，到底是效法先师孔圣呢，还是甘愿与“时人”为伍?这是对李邕的规劝的反驳，并且以攻为守，反过来规劝李邕，要他摆正了对年轻人的态度。

诗如其人。这首《上李邕》，无异于青年李白的一幅自画像。他那宏伟的胸襟、不凡的气度、傲岸的性格乃至倜傥的风姿、自信的神态等，都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。这正是李白。然而，前代有些人却妄加怀疑。明朝有个叫朱谏的人，写过一部《李诗辨疑》的书，每每以己意妄测，把李白许多有价值的诗斥为伪作。针对着《上李邕》，他发了一通议论，略谓“李邕于李白为先辈，……白必不敢以敌体之礼自居，当从后进之列。今玩诗意，如语乎交，且辞意浅薄而夸，又非所以谒大官见长者待师儒之礼也”云云(转引自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)，因而，判定此诗为伪作。(在这以前，元代为李白集作补注的肖士赞也提出过“此篇似非太白之作”的怀疑。)朱氏的错误，就在于他并不真正了解李白的思想和性格，他是拿了封建社会里一般读书人的处世标准来衡量李白，故而觉得李白之诗悖乎常情，不可思议。其实，李白既然后来在金銮殿上都敢于“戏万乘若僚友”(苏轼《李太白碑阴记》)，那么，他平交一位州刺史又有什么奇怪呢？

李白之所以个人抱负那样大，自信心那样强，对抗世俗的勇气那样足，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个人思想和性格的特异，从根本上说，这一切乃是时代造成的。盛唐时代，政治开明，国运兴旺，朝廷比较重视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，这就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功业理想和用世热情，他们“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，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”，蔚成了竞相进取的社会风气。请看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，他的性格与李白差异很大，然而，他那“许身一何愚，窃比稷与契”的理想，一点也不比李白的大鹏之志逊色。“取笑同学翁，浩歌弥激烈”，杜甫遭到世俗的嘲笑时，也象李白一样地越发激烈。在杜甫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李白；在李白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杜甫。正因为如此，《上李邕》这样的诗篇，可以说，不仅仅体现了李白一己的胸襟气质，而是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，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。